穿越谎言、阴道与盾牌，飞向没有星星的天空： 谈马德升的自由与局限

文化艺术

当下，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政体，什么样的艺术观，70岁的马德升已经做到了将他的无拘无束，他的天马行空，他的是乌托邦， 他的异想天开天就开的狂野， 和他的好奇，疑惑，无助与脾气，象与美女对话一样射进了他青年时代崇拜的艺术殿堂，成为让社会观赏，甚至受教育的材料。这个艺术殿堂，好比情人的盾牌。

艺术家马德升的作品去年年底以来频繁地出现在巴黎重要的公共美术馆，他在法国的代理艺廊A2Z也非常积极地组织商业展售。方方面面都很有精神，很有生气， 很有热度。

举办他个展的蓬皮杜中心法国国立现代艺术馆是法国集现当代艺术收藏、展示和教育的艺术殿堂。请他参加群展的巴黎市立赛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策展团队的水平也很高，擅长在整体化的问题导向里博采古今众长，融会贯通地做研究型的展示，在博物馆、美术馆界和艺术家那里有很好的专业信誉和口碑。

所以说，马德升运气很好 。既然是运气，是指这一切不完全是艺术家主动的结果。多数艺术家在时代里，在政治中，在别人的游戏机制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

马德升是上个世纪70年底末，中国北京著名的星星美展的参展艺术家。之所以著名，是有历史原因的。那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当政已经30年了，政治系统严苛的精神管控、生活管控、文艺管控、经济管控教育管控酿成了的尊严的摧残，生命的践踏。社会的颠狂催生了中国人爆发式的逆反。

拿文艺来讲，在造型艺术领域，只有在毛泽东政权执政近30年来被当作维护专政的宣传品习惯性的表达方式－苏联式写实，才被认可； 只有维护专政的宣传题材－政治图解，才被中国的公共机构接受。这种在艺术形式上和题材上的双重封控把专政的僵硬完全暴露出来：就算有艺术家想换一种新鲜的表达形式来配合陈词滥调的专政题材也不可以。因为专政对自己的管控很不放心， 对内容不放心，对形式也不放心。

然而，从事专政的政治家群体内部也有意见不合的时侯。以毛泽东夫人为核心的一个派系在与以叶剑英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另一个派系的政治斗争失败后，之前毛夫人要清算的纪念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正面肯定。

在专政内部这种反复无常的博弈中，被压抑太久的中国人见缝插针，伺机表达呼唤自由的政治意见。可是这种意见在被严格管控的舆论平台上表达不了，于是政治先锋们就去西单民主墙表达， 很快就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燃的浩浩荡荡的政治思想声势。

同样，在艺术上，被单调的专政宣传美术那种固定和僵化的形式压抑得太久的中国人，到中国美术馆外的围墙上去展示他们那些呼唤自由的艺术。 既然要自由，那几乎就要什么有什么，五花八门， 唯独缺了专政宣传美术。这些作品虽然多在工艺手段上、美术表现形式上追求自由，但和西单民主墙追求政治自由的呐喊同出一辙。他们不要专政的紧箍咒，他们要呼吸，要生活，他们要看外面的世界，要一点新鲜的东西，总而言之要享受专政之外的东西。专政控制的公共的美术馆自然不让他们展览，于是他们就在美术馆外展览。 美术馆的围墙就好比是艺术家们的西单民主墙。展览被称作星星美展。

马德升就是星星美展里的画家。二十多岁的他想考北京中央美院， 但因为那个时期专政对残疾青年的歧视，他没有得到考试的资格。但他人长得好看，胶原蛋白里不仅有青春，也有灵气。戴顶帽子，象青年毛泽东； 不戴帽子的自画像，象安迪沃霍尔。他就算不当画家，他也可以用声音来造势，他也有做演员的天分。很多人喜欢他，有留过洋的中国教授，也有生活在北京的外国女孩子。他的青春有人欣赏，这当然是一种火上浇油式的鼓励，他写短篇小说，也写诗，也朗诵诗。他有想象力，有情感表达能力，有模仿能力，什么都愿意试一试。为中国美术馆外的围墙，他做了版画。毛泽东专政前，反国民党政权的作家鲁迅曾和一批接触西方艺术潮流的年轻人很勤快地互动，这群年轻人也做过一些现代气息很强的版画。他们很愿意把自己称作现代革命者。 直到今天马德升还把星星美展时代的自己称作革命青年。所谓革命者，就是要冲破让他窒息的专制的约束。他那个时侯的版画与鲁迅新时代时期的青年的版画一样热血，一样革命。他要跟专政大闹天宫，用版画磨刀霍霍，用艺术形式半真半假地革专政的命。

因为这段历史，马德升上个世纪在中国创作的版画被欧洲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藏家和欧洲的公共美术馆象大英博物馆和蓬皮杜收购。星星美展的政治符号意义、政治信物意义成为一个冲破欧洲现当代艺术收藏条条框框的有力支持点。冲破，就形成了扩大。扩大欧洲现代艺术收藏条条框框的意义和坚持以欧美艺术图像演变逻辑为轴心的现代艺术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面向； 这也是一场西方艺术体系内生内卷的革命。

当欧洲或者说西方艺术观的内部革命成功的时侯，马德升的作品就可以和西方美术史里的世界现当代大师的作品放在一个艺术殿堂里展览了。就算马德升的革命版画的逻辑相对单纯，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的视角相对自我，但当各个层面， 单纯也好，自我也罢，都收进在艺术被发展了的，被扩大了的全局观里，就变成了此起彼伏的呼应。

这种呼应的生动，关键不全在于艺术品本身，也不全在于创作者马德升， 而在于欧洲艺术系统里与时俱进的专业视角的发展和艺术界思路的进步。

这一进步带来了包容和开阔的视野。这一进步在艺术价值上认定了马德升的版画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时空大背景下的符号意义、信物意义，和这些意义在当时的号召力、对今天的启迪力、对后世的影响力， 和对当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交锋和交流的物证作用。

当以欧美为中心的艺术现代观被动摇， 被改进的shi h，欧洲的国家艺术机构收藏马德升版画的程序性工作也就圆满完成了。收藏的成功代表西方艺术体系把保留前面提到的这些影响力记忆在世界观上的意义与在艺术价值观上的意义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开放。

可是欧洲艺术系统的这种开放也是局部的，有限的。是艺术价值观和艺术史观的补充，不是颠覆。 价值观里过去的经典今天依然是经典； 价值观没有进一步发展，更先锋的经典就会被视而不见，看不到， 从而登不上大雅之堂。

旅居欧洲之后，在马德升看来，一批又一批的人， 发达国家的人，来西方的中国人，当今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都前赴后继地活在被西方艺术系统定义的传世杰作和附加在这些经典上的艺术观带来的条条框框里。在他看来，谁都在临摹，谁都在跟风， 谁都在复制。

他虽然看到了条条框框，但他自己也没有能够跳出西方的条条框框于是他就找，看看能不能在哪里找到突破口：马蒂斯晚年在病榻上，拿着一根长杆子往墙上画。车祸后坐着轮椅的马德升也拿着长杆子画画，他画画的样子还真像马蒂斯。他象常玉、潘玉良那样学马蒂斯，画女人体。他发掘了石块的图形，用石块去演绎风景和人物。他把这批画叫石头画。曹雪芹写过石头记，马德升的石头也会讲故事。他用油画和水墨去模仿版画的效果、 拓片的效果。他读杜尚，把杜尚放下艺术下棋的经历了解得清清楚楚。他甚至听现代实验音乐，约翰凯奇的音乐风格在他嘴里哼出来一点都不比谭盾逊色。

然而蓬皮杜中心、大英博物馆有限的收藏预算只用来收购马德升作为星星美展参展画家的早期版画作品，在那个可圈可点的革命性历史阶段的作品。他之后创作的石头画和其他画作的收藏要靠艺术家本人和藏家的捐赠。巴黎赛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马德升水墨收藏也要靠捐赠。他想在蓬皮杜展出的一些大油画，也没展成。以马德升自己的判断，他有一些没能展出的石头画比蓬皮杜选去展出的石头画要好得多。

但是当马德升作为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判断与西方现阶段的艺术价值观碰撞的时侯，能有多大的说服力？他要突围吗？ 要打破一套游戏规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要创造出一套新的游戏规则呢， 而且还要让艺术界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接受呢？ 我问马德升，为什么不可以在西方美术馆的墙外展出一些在欧洲美术馆的展厅里没能展出的作品呢？ 就象当年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墙外展览？ 马德升说不行， 因为他现在做的，别人也做过了，他也是在复制。换句话说，他还没找出新的革命的办法，找出革西方主流艺术游戏规则命的办法来。他受到现有体系和体系里的道理的限制，但是暂时他拿不出更超凡脱俗，更先锋，更有引领性的，更让人服气的新套路来对付他受到的限制，来对付他看到的同时代艺术家受到的束缚。

不能革命，面对西方艺术价值评判，作为艺术家的马德升在大部分时间是被动的。但在这种被动中，如果艺术家能够坚持留给他不多的主动，这就注定为酝酿悖论和矛盾中的各种精彩提供了条件。

捐赠，就有捐赠人的主动性的一面。 捐赠艺术体系没能出钱购买的作品，说明马德升非常清醒地，刻意地维护自己的主动。他试图把自己对艺术不断发展的认识，把他感受到的限制，困惑和瓶颈， 贡献给当代欧美艺术的集体价值观。

那么什么是马德升自己的艺术价值观？ 在我看来，他一直在延续星星画家的精神。在北京，他反对专政对艺术的控制； 在巴黎，他反对艺术家同行们的现当代艺术创作在固守欧美艺术史和艺术体系当下的历史评判价值观的框架里不断重复。

那问题来了，马德升来西方后的创作， 就算没有走出他反对的这种条条框框， 走出他反对的重复， 那是不是收藏和展览的价值就会比星星美展期间和之后的那个阶段的版画低呢 ？创作是他主导的，集体共识的价值观是艺术体系主导的。什么时侯，他的新创作也可以和星星美展时代的版画一样至少可以成为打破条条框框的见证呢？

我想，不必拔苗助长。先预设一个结果，然后往结果的方向拼命，也不见得比不设结果，不拼命伟大。 因为人类的发展演变是一个过程，文化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和见证，并不是可以完全由意志操控的。 换一个思维，换一个视角，当一个在世界的发展和变化中的艺术进化过程被拿来欣赏，被拿来思考，被拿来用作更宏大的思考框架里的材料的时侯，马德升那些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石头画，水墨画，仿版画的油画，仿版画的水墨又会闪闪发光。但他一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在集体共识里说了算。

去年底，在他蓬皮杜个展的开幕式上，作为行为表演，他朗诵了他的诗歌。在抑扬顿挫声中，他的轮椅， 来回在白布上留下痕迹。一声声的叫喊，既精头怪脑又合情合理，实际上是对沉重的艺术体系价值观的揶揄，是对自由的呼唤。这种呼唤是宣泄，是调侃，但还算不上突破。因为他把作品取名为“向我的杜尚大哥致敬”。

我们看到了马德升对艺术问题的清醒认识，也看到了他的瓶颈，他的主动，更期待他新的顿悟的到来。

他说，风挣脱了最古老的谎言，飞向没有星星的天空。那就看看他能不能在更加宏大的生活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里，用出人意料又具说服力的规则和方法，用充满感情和理性的形式，来造就更新的层次的自由。 飞向，不等于，飞到。

他说，风，穿过树林的阴道，去触摸沙漠的皮肤。他脸上的年轮是青春胶原蛋白的轮回，说不定同样会送给他与未来的时空分享自由的因缘际会。

当下，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政体，什么样的艺术观，70岁的马德升已经做到了将他的无拘无束，他的天马行空，他的是乌托邦， 他的异想天开天就开的狂野， 和他的好奇，疑惑，无助与脾气，象与美女对话一样射进了他青年时代崇拜的艺术殿堂，成为让社会观赏，甚至受教育的材料。这个艺术殿堂，好比情人的盾牌。